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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化“硬约束”或有“副作用”

发布时间:2019-06-16 22:26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工农中建交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带头,确保今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在去年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实质性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事实上,近半年来,政府和监管部门频频提出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对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包括涉及数量目标的“硬约束”,而与较为短期化、行政化的政策要求相比,如何建立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长效机制更为关键。

  东方金诚首席金融分析师徐承远对《上海金融报》记者表示,监管层给金融机构设置民企贷款方面的硬约束,可能会有两方面“副作用”。“一方面,考虑到民企的风险特征,在无有效风险管理体系的情况下,民企贷款增长目标将增加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成本。相比国企,民企整体存在管理能力弱、经营波动性大、无有效担保物等问题,面临的违约和损失概率更大。另一方面,单一的民企贷款规模目标可能导致信贷资源在民企体系内部的结构失衡。为了完成指标和防控风险,部分商业银行可能采取分母策略压降贷款总额增速、增加零售贷款及债券配置力度,或通过价格竞争集中营销经营稳定、风险小的大型民企,导致信贷资源集中于大型民企,未能从本质上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在北方新金融研究院近日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与会专家指出,监管层给金融机构设置民企贷款方面的硬约束的效果可能并不理想。首先,数量指标维度较为单一。目前只考核贷款增速,未涵盖银行其他类授信资产。其次,一些要求过“硬”,缺乏弹性,可能引发新的问题。例如,“两增”目标没有考虑不同金融机构民企和小微贷款的存量结构;对于一些贷款占比存量已经较高的银行,要保持高于平均增速难度较大;一些大银行为了完成支持民企贷款的“一二五”目标,可能会利用自身资金优势盲目抢占农村金融市场,给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带来生存危机。第三,一些要求不符合市场经济机制,行政性过强。第四,一些外资银行对这样的监管政策难以理解。此外,目前金融内部监管体系和外部监督体系(包括巡视、审计和公检法体系等)的协同不够,如有的审计、巡视人员只考核民企贷款,而不考察国企贷款。

  中金公司的张帅帅等分析员指出:“政府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银行投放普惠小微贷款,但可能广度和幅度不足以维持银行商业运营可持续性。”

  银行创新产品并加强风控那么,该如何构建金融服务的市场化的长效机制,确保银行既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又实现商业上的可持续呢?

  徐承远表示:“从银行角度看,需要加强产品创新力度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基于民企的经营特点,商业银行一方面需要制定针对性的信贷政策,研发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加大金融科技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利用非财务信息、非结构化信息等大数据解决银行和民企信息不对称问题。”

  “对银行而言,解决了风险控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解决了长效机制问题。”交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刁红进表示,“小微企业数量多,客户的选择余地很大,关键是怎么样控制风险,这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业务模式的创新。”

  刁红进坦言,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确实相对较高,这也是银保监会在《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中明确“在目前小微企业信贷风险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的原因所在。“我行这几年新发放贷款的风险控制较好,加上业务模式的创新,以及在风险计量和风险监测等机制建设上投入的大量人力,对风险控制有信心。”刁红进表示。

  在交行授信管理部副总经理曹瑾看来,改变银行的内部机制非常重要。“银行内部对资产质量的把控要求非常严格,监管部门要求银行对于民营和小微企业建立授信的尽职免责机制,并提高风险容忍度,因此银行在内部机制改革中也可以用更高的风险容忍度,更客观地评价风险。我们正在出台从业人员(基层的客户经理、审查人员等)授信尽职免责的办法。此外,我们也会在绩效考核、资源配置方面更多地做正向的激励和引导。”曹瑾介绍称,“当然,银行需要不断地提高风险判断、识别的能力,不仅让前台‘敢做、愿做’,而且做了后不会出现高出银行能力所能控制的范围的风险。”

  记者从农行上海市分行了解到,为满足民营企业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该行创新产品与服务模式,持续完善大中小客户、线上线下、链式金融等产品线,包括作为农行首批试点分行,结合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民营和小微企业提供全线上、纯信用、秒批到账的便捷信贷服务。同时,该行在客户准入、授权管理、业务流程、信贷审查审批、贷后管理等方面,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为民营企业提供全面、周到、细致、高效的金融服务。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上海金融报》记者指出,当前银行业的普惠金融事业部制成果虽已有所显现,但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各家银行的普惠金融模式各有不同,有的名义上是普惠金融事业部制,实际上离事业部制还有很大距离,形似而神不似。”连平称,若要做成真正的事业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优化专门的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实行公司化和市场化运作。

  连平指出,改革我国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别是银行体系的结构,是长效机制建设中意义更为重大的举措,但难度较大。“我国的银行业体系是整个融资体系的中坚力量,尤其适合小微企业。债券、股票等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对企业报表、盈利等财务要求更高,通常只适用于小微企业中的佼佼者。”连平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体系本身的结构。首先,银行还是以大中型银行为主,银行体系基本是国有的,但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以国有为主的金融体系服务民营比重较高的企业,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因此,需要对结构进行改革,需要有一批小型银行——以民营为主,规模相对有限,服务对象只能是小型民营企业。部分城商行在发展中偏离了原有定位,要发展城市中的小型商业银行。要发展一批定位更明确、专门在社区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的小型银行。”

  “世界各国通过几百年金融业的实践最终发现,真正有效的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方式是在城市发展一批小型银行。在日本的大街小巷,有很多服务于城市工商业者和小微企业的小银行。这些小银行在设立之处即明确不能跨出社区,因此其成长基本上与社区发展同步。”连平指出,“借鉴国外有定位非常明确、带有互助合作性质的小银行,再加上政府财政资源的支持,以及担保体系、保险体系、征信体系和支付结算体系等方面的支持,这才是解决未来中国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长治久安之举,也是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头戏’。”

  事实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改革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

  “从政府角度看,需要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融资担保体系和风险分散机制。鼓励地方政府设立民企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或信用保证基金,完善和银行的业务合作及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性担保体系在民企融资中的作用。”徐承远表示。

  张帅帅等人指出,在保证银行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政府可从商业银行负债成本、信用成本、目标净息差、管理营运成本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包括在避免套利的基础上由央行提供低成本资金;通过准财政行为的担保基金降低信用成本;通过财政减免增值税、所得税以提高税后利润水平;规范小微企业财务纪律;提供更高效的征信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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